60年代中国出现粮食危机，加拿大向中国卖出了百万吨小麦，大大的缓解了中国当时的粮食危机。
但整个贸易过程艰难曲折，几近夭折。初始，美国用《外国资产管控条例》（Foreign Assets Control Regulations），对加中小麦贸易进行遏制。
该控制条例规定，美国公民或任何属于美国公民所有的公司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属于违法。中国准备从加拿大运回小麦大麦的时候，租用了在温哥华港口的挪威和英国船只。但美国帝国石油公司（Imperial Oil）按照此控制条约通知加拿大政府，该公司在温哥华的分部不能提供燃油给中国租用船只。
翌年2月20日，时任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 在华盛顿与肯尼迪会面时提出了燃油问题，认为美国的《外国资产控制条例》介入了加中粮食贸易的任何措施都是损伤了加拿大人民利益，将遭到加拿大的抗议，加拿大政府不会考虑需要征求得美国的法律允许来出售小麦。
肯尼迪则提议，加拿大政府正式提出申请，美国政府可以批准。
但迪芬贝克总理拒绝了这个提案。
在加拿大政府的坚持下，美国最终选择了让步，允许帝国石油公司向中国租赁的小麦运输船提供燃油。这件事史称“燃油事件”。
美国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二计。
1961年， 美国又一次动用了《外国资产控制条例》，命令美国的伊利诺伊州的邓巴.凯皮尔公司（Dunbar Kapple）生产商收回在中国租凭小麦运输船上的真空泵。1961年6月5日，中国租凭的挪威和英国的船只被美国拦截，要求拆下真空泵运回美国。加拿大贸易与商业部得知消息后立刻报告迪芬贝克总理。迪芬贝克随即找到肯尼迪总统，若美国不放行中国运输小麦运输船，并执意要拆真空泵，他将通过国家广播电台昭告加拿大人民美国意欲控制加拿大。
肯尼迪总统再三权衡以“加拿大政府请求”为由，同意放行，但下不为例。此事史称“真空泵事件” 。
加拿大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第一个向中国销售小麦的国家，但由于当时中国外币储备少，无法满足大量购买小麦的需求。为此，中国在第一次用现金购买加拿大小麦后,中国政府希望用贷款的方式再从加拿大购买小麦。时任加拿大农业部部长汉密尔顿(Alvin Hamilton)在得知中国已经从澳大利亚开始购买小麦,且价格低于加拿大小麦时，汉密尔顿赞同加拿大贸易和事务部提出的“赠送小麦,带动加中小麦贸易”的建议。但此“以赠促销”的议案遭到内阁否决，不过他也获得了内阁授权–农业部和小麦局负责进一步向中国销售大宗谷物,并进行必要的谈判和磋商。
一方面他指示已经在京访问的加拿大小麦局局长麦克拉马(W.C.McNamara)继续留在北京与中方谈判，另一方面他决定接受中方的贷款要求。
但加拿大内阁部长们对中国的偿还能力以及诚信都表示怀疑。加之先前美国的“真空泵事件”和“燃油事件”的压力，一时间保守党内阁不同意给中国贷款。
汉密尔顿深知这是中加贸易中最能体现双赢的一场贸易，既能缓解中国急需粮食的困境，又能帮助西部农业大省尽快摆脱粮食积压的困境。
汉密尔顿一人成军，积极游说内阁部长。在迟迟不见起色时，汉密尔顿写信给迪芬贝克总理，陈述给中国贷款的必要性，并声称如果内阁不批准贷款，他将辞职并对外公布辞职原因。芬贝克总理当然不愿意失去这位行动派内阁部长，他对内阁成员说:这个人愿意放弃他的官位来坚持他认为对国家有利的立场，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放弃自己的官位来坚持自己的意见吗?
在迪芬贝克总理的支持下，内阁最终同意了对中国的粮食贷款到1963年5月。中加两国总共签订了9个合同，中国向加拿大购买了40万吨小麦和7.6万吨大麦，实际提前完成了双方协议中的购买量。加拿大在中国粮食严重匮乏期没有坐地起价，也没有因为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遏制中国，反而同意贷款卖给中国小麦。
加拿大联邦内阁还同意中国纺织品进入加拿大，以换取外币，偿还贷款。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中加小麦贸易体现了加拿大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价值观以及加拿大务实外交的特点。
也使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了解了加拿大人的美好和善良，更为中加两国在70年代初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公众舆论基础，国与国之间友好相处才是国民的最大幸福，政党、团体之间的竞争不应该挑拨加中关系，更不应受他国的意志而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