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先生今年90岁了，一辈子没离开过中国新诗。他写诗、评诗、教诗、选诗、研究诗，为中国当代诗歌作出了卓越贡献。谢冕先生有三重身份，但他的价值，又不仅在于这三重身份。他的存在与思考，他自由奔放、恬淡怡然、包容开阔、无拘无束、温柔清澈的灵魂，是我们能够拥有的真正财富。
——编者
20年前的3月24日，谢冕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闻一多的文章《追求学养与人格的统一》。他在这篇文章中回忆得知闻一多牺牲的消息时说：
那时闻一多先生给予我的启发还不是诗和学术，而是他的人生追求和理想精神——他认定了一个真理，明知前面是火海刀山，他也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他就是这样在黎明到来前的最黑暗的时刻，把鲜血洒在了昆明街头。他的献身精神感动了我，使我知道什么样的人生是庄严的和崇高的。后来我年龄渐长，懂得的东西也多了，才知道作为诗人、艺术家和学者的闻一多，才知道他的伟大的创造精神如海洋般的渊博。
谢冕先生在精神上、人格上推崇闻一多，是因为他看到了“闻一多做学问，到底也是为了做人。做学问的最终，也旨在改善人生，改造社会，使人类向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谢冕视闻一多为人生偶像，从而在诗歌、文学、教育、美育等领域辛勤耕耘，旨归在把诗歌的真善美播撒到人间，让世人领略中国新诗的万丈光焰。这种价值追求成就了谢冕，也成就了中国新诗。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谢冕先生有三重身份。他的这三重身份，对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具有直接而亲切的意义。
中国诗坛的领航人、当代诗歌创作的护航人，是谢冕先生当之无愧的第一重身份。
1980年5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谢冕先生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在反对声充斥文坛的时刻，他慧眼识珠，敏锐地发掘出“朦胧诗”所具有的创新性、探索性及其尚未完全展露的生命力，呼吁诗坛要对其予以支持。这篇文章的划时代意义在后来得到证明，如今它已是当代诗歌批评史上的经典文献。《在新的崛起面前》体现出谢冕鲜明的诗歌主张，即对“人的解放”的呼唤。谢冕把“朦胧诗”与“五四”新诗运动衔接起来，把“朦胧诗”的崛起，看成是对“五四”诗歌传统的一种回归。他热情讴歌自由创作，对年轻的艺术革新者给予真诚的、全力的支持，在当时以巨大的勇气发出了清醒的声音，为年轻的文学艺术探索者争来了较为宽松的创作空间。他后来对“新生代”诗歌的崛起，也是支持的。这种敏锐的判断力、自由宽广的艺术观、真诚耿直的性情，使他成为中国诗坛的一位领航人、护航人。
百年中国新诗杰出的研究者和批评家，是谢冕先生的第二重身份。无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批评家，他都为当代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谢冕先生著有多种诗论著作，如《论诗歌》。他的诗歌理论立足于中外诗歌和史论的广阔基石上，旁征博引，思想精深，具有相当的独到性。他还有经营十年之久的著作——《中国新诗史略》。谢冕热情地将诗歌的发展称为是“一百年的一件大事”，将百年新诗界定为是“始于‘破坏’而指归于建设的一百年，是看似‘后退’而立志于前进的一百年”，证明也总结了百年新诗艰苦卓绝的发展过程。这本书着眼于百年新诗演进的脉络及问题，充分体现了他对新诗独特的感受和判断以及对全局的把握能力，是一部真正的诗史。这无疑是谢冕大半生心血凝注的集大成之作。
谢冕先生在世纪之交创造性地提出了“百年中国文学”的概念。在这种新史观的视野下，他先后主编《中国文学百年梦想》《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等系列丛书，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做出了坚实的贡献。他说：“新诗在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目标时，一方面要不断抗击来自复古势力的骚扰，即假借农民或民族意识的名义对于改造更新自身的阻挠；一方面，则要不断宣扬向着世界新进文艺潮流认同的现代思维和现代艺术实践。”
谢冕先生还发起创办了第一个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亲任主编。中国诗歌研究界的学者，几乎都在这份很有分量的刊物上发表过重要的诗学论文。在办刊指导思想上，他强调“高举艺术探索的旗帜，站在引领诗歌变革潮流的前沿”。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他主张开放与宽容。正是由于谢冕坚持学术自由，坚持以多元求共存，以竞争求发展，《诗探索》才团结了一批不同年龄层次的诗歌评论家，为新时期的诗歌理论批评造就了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这份刊物至今仍是诗歌界富有影响力的诗歌和诗学刊物。
谢冕先生说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我一辈子只做文学，文学只做了诗歌。”这是他自谦的话。但是毫无疑问，在他90年阔大的生命航程中，他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批评引导，都倾注了大量精力，取得了丰硕成果。谢冕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领航者、推动者、见证者。
谢冕先生的第三重身份，是他作为杰出的诗选家和教育家，通过言传身教，让无数桃园弟子和诗歌爱好者得以沐浴到中国新诗的光风霁月。
《中国新诗总系》是新诗发展历程和作品集中展示的一部经典选本，突出历史与审美的双重标准，并将每卷的序文合集成《百年中国新诗史略》。编选者以历时性为编选原则，根据创作状况和时间的不同来划分诗人群落，形成流动的动态诗史，如芒克、多多等诗人既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卷中，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卷，由此看出诗人创作的时间跨度。后来的编选者又对百年来中国诗歌理论进行收集和整理，集成了《中国新诗总论》，为新诗史料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言不虚。谢冕先生为诗歌评论界和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不仅在北京大学传道解惑、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当代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还出于推动研究和教学的考虑，自1989年10月起创办“批评家周末”，组织就学于他的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开展研讨活动。很多青年学者和青年教师，都参加了这一定期活动。“批评家周末”作为教学、科研的一种补充形式，倡导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对话方式，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的众声喧哗中保持了学术研究的纯正学院风格。这不仅提高了研讨活动的学术质量，同时也为青年学人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
谢冕先生的价值，其实不仅仅在于这三重身份。他常常感喟“有些诗歌正在离我们远去”，呼吁“新诗要与古诗和解”，慨叹“我的人生哲学是整体的悲观主义和局部的乐观主义”……他的存在与思考，他自由奔放、恬淡怡然、包容开阔、无拘无束、温柔清澈的灵魂，是我们能够拥有的真正财富。宋代大诗人范仲淹赞美严子陵时曾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其实正是对谢冕先生及无数如谢冕先生般“先生”们的最高赞誉，更是对广大“后生”的鞭策与警醒。（李舫）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2年11月24日 第 07 版）
